台大門口順手攔了輛計程車，司機戴著軟呢毛帽，黑色粗框眼鏡，透過後照鏡我看見他的臉佈滿皺紋。「小姐妳幾歲？」他以朋友詢問的真誠語氣；「你猜啊！」我開玩笑的說，「我看你大概跟我女兒一樣大吧！」他說，「你女兒幾年次？」「81年次。」，「這樣啊，我80。」我回答。
至醫院門口，跳錶上顯示一百元，我從錢包掏出百鈔遞給司機，他轉過頭來說：「不好意思啦，剛剛那條路有塞車，多跳了15元，給我85元就好。」愣了一秒，「這怎麼可以，錶上跳了一百，就是一百了。」我堅定的說。「不能啊！這個錢不能多收的！」他堅持的推辭。「好，那你給我名片。」我想著可以幫忙宣傳。
他遞給我後說：「小姐，妳哪裏人?」「台中。」我說，「台中車真的太多了，我是高雄人啦！」他呵呵地笑著，我把車門關上。「這是個最好的年代，也是個最壞的年代。」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這麼說著。